当了几辈子“破烂王”的袁家，到了袁裕校这一代，终于当出了名堂：6年前创办了家庭博物馆，他们家百余年来舍不得扔掉的旧物件，以及翻山越岭淘来的“破烂”——3万余件“宝贝”，再也不必分藏多处，终于登堂入室。

坐落于湖北宜昌夷陵长江大桥南岸，长江边的袁裕校家庭博物馆闹中取静。这儿以前是长航红光港机厂的子弟中学，闲置多年，仍保持着当时的模样。

只不过，当年子弟中学输送的，是走向未来的人才;如今家庭博物馆展示的，是往昔百年的时光。

过去与未来，在这个青砖院落里交汇。推开博物馆的红铁门，时间的味道扑面而来，这是在踏入一个普通家庭百余年来的历史长河，也是在穿行现当代中国的时光隧道。

“这儿有我爷爷解放前要饭的碗、弹棉花的弓，我父亲在抗战时期当背夫用过的背篓，我使用过的‘大哥大’、BP机，我女儿使用过的苹果手机、电脑……”对55岁的袁裕校来说，每一个老物件都能打开记忆的闸门，都能讲述“我爷爷”“我父亲”“我自己”或者“我女儿”的故事：祖父是个“睁眼瞎”，父亲读过私塾进了城，自己辞职下海最折腾，女儿加入海归潮……

“在馆主的介绍下，很多我从未见过的老物件都变得鲜活、明丽起来，让人仿佛听到了缝纫机吱吱呀呀的踩板声，60多年前的搪瓷盆似乎正等着有人倒热水……它们走过漫长岁月，汇聚于此，奏响了一曲属于中国亿万普通家庭的交响乐。”一位来自宜昌五中的“00后”学生参观后发出感慨。

岁月回响，随袁裕校进馆，四代人的悲喜忧乐，在他的讲述中真切再现。

从田埂上走来的昨天

年代久远，有些场景注定无法复原，但每次讲解，都得从这个不能用实物再现的场景开始，所以我制作了一幅爷爷当年在看官府布告的示意图。

祖父袁之仕，19世纪末生于湖北宜昌兴山县古夫镇丰邑坪村，曾祖认为儿子生来聪明机灵，盼望他将来能出仕为官，故取名“之仕”。然而，人多口阔、家境贫穷，袁之仕不仅一生没有做官，连学堂门也未进过。结婚时，只有一间草房，他看中了附近窑场一间废弃的工棚，经主人同意后，将其整修作婚房。

那是1930年，袁之仕进兴山县城买东西，见众人围观一张布告，他也挤进人堆里，想知道布告上说些什么。但他不识字，于是问旁人。

旁人没好气地吼道：“问什么?你长着两个黑窟窿(眼睛)自己不会看?你是‘睁眼瞎’?!”

年轻气盛的袁之仕像挨了一重棒，气得回家就躺倒在床，不吃不喝。他发誓：子孙后代“一定要读书、学文化、不当‘睁眼瞎’”。

用现在的眼光看，爷爷是当地的“能人”：农忙时种地，农闲时到古夫镇帮工。在香溪河码头当过搬运工，帮大户人家推磨、舂米、砍柴，脏活、重活都干，挣点零钱补贴家用。尤其是后来到外地学会了种棉花，还学会了弹棉花、纺棉线等技术，而当时同一块地种棉花的收入，要数倍于种苞谷。博物馆展示的纺车、编织机、织带机、弹花弓等，都是从他那时传下来的。

我父亲袁名龙是爷爷的次子，1922年出生，8岁启蒙后未读半年便退学;9岁再上学，未满一年又辍学。成年后，他被国民党抓丁服苦役。一直没放弃读书，断断续续地读到27岁，1949年从兴山县简易师范毕业。

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举，求才若渴，简师毕业的父亲在当时也算是个文化人，成为中国人民银行兴山支行农贷员，有了稳定工作。由于母亲是农村户口，家还是安在丰邑坪村，土改时分得土地6.7亩。家里，母亲是主要劳动力，父亲工休时也赶回家帮忙做农活。1957年，父亲定为行政22级，月工资43元。父母共生了12个孩子，活下来3个，我最小，母亲生我时已45岁。

爷爷和父亲给我留下的，有民国初年的税票，有土改时的地契，有人民公社时期的工分表，也有早年的工资单。家中每个人从出生到成长的每个环节、每个过程都“有据可查”。现在回头看，这其中有勤俭持家之道，可能也有谨小慎微的百姓必须处处为自己“留证”的考虑。

打我记事起，听爷爷说得最多的两个字就是“捡到”，这几乎是他的口头禅。“捡到”，在兴山方言中是收存的意思。在村里，在路上，看到一根铁钉、一颗纽扣、一块布片，甚至一截麻绳，他都要捡回家。爷爷把“不准丢弃任何使用过的旧物”作为一条家训教育后代。

父亲的“捡到”习惯可以说是“变本加厉”，他当年从事农村信贷，需要经常下乡，他用过的水壶、帆布挎包、手电筒、草鞋，至今保存完好。他“捡到”的丰收期是在三峡大移民时，那时兴山县城要从高阳镇搬到古夫镇，我们村几百户人家要搬进移民新居，很多人家的旧家具、破铜烂铁等，都要处理。我父亲就当起“破烂王”，忙得连饭都顾不上吃，浑身灰扑扑的，高兴得像发现了宝藏似的。

早在我读小学时，邻居就背后叫父亲“破烂王”。他让母亲给他的衣服多缝了几个口袋，只要出门回来，口袋都满满的，堆得家里满满当当。我那时很烦：什么旧东西都舍不得扔，什么破烂东西都往家里带。

“留着，这些东西以后对你有好处。”至于什么好处，父亲没有明说，算是留了个悬念吧。

在收藏之路上百折不回

我1977年高中毕业，在学校学了医疗、放电影和机械方面的知识，回乡务农。丰邑坪生产队的抽水机、脱粒机等，都交我使用，工分挣得多，年底分到130元。平生第一次挣这么多钱，就花120元给姐姐买了台大桥牌缝纫机。

1980年父亲退休，我顶班，从此告别了农村，到中国农业银行兴山县支行黄粮营业所当会计，学会了整理会计凭证和会计档案，乐在其中，触发了我收集整理个人档案的冲动。但这时主要精力还是忙工作，在工作上我应该算是个能折腾的人。

1987年，我被调到农行兴山县支行工作。工作之余，我开始学习摄影，投稿287次失败后，第288篇投稿终于在《湖北农金报》见报了，上面有领导看到，认为是个“人才”。随后，我被借调到农行湖北省分行办公室工作。

第二年，省农行专门给了我一个“带帽读书”指标，到中南财经大学脱产学习。毕业后，我被调任省农行宜昌干训部主任，后又调任兴山县当移民办副主任、兴山县驻武汉办事处主任。在三峡工程建设的大背景下，移民办、驻汉办都是挺风光的单位，我当时也是县里非常年轻的科局级干部。

当时市场经济春潮澎湃，下海潮涌起，我又是个不安分的人，1995年，看到原来不少农行的同事纷纷下海，我也没与家人商量，就辞职下了海。父亲当时十分不解：家里好不容易出了个当官的，你却不干了，做生意有什么意思。

那一年，我来到三峡坝区，成立宜昌元兴实业开发公司，拿到了百余亩土地，搞房地产开发，淘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后来又开过几家餐饮企业，实现了财务自由。

进入新世纪，我转向摄影，既搞商业摄影又搞摄影创作，追踪拍摄三峡工程建设进程，出版了《三峡之光》等摄影集。

10年前，我终于腾出手来，着手整理几代人留下来的老物件，立志创建一个平民家庭博物馆。走上了这条路，才知道这条路的艰辛。以往，我是给家里挣钱，而建馆、搞收藏，都是往外送钱的事，有人说我不务正业，也有人说我败家。

就说博物馆里的这台大桥牌的旧缝纫机，还是我从姐姐手里“赎”回来的。为什么说“赎”呢?我收藏旧物的时候，想到了30年前给姐姐买的那台缝纫机。可是，不论我好说歹说，姐姐就是不给，最后没办法，我只能以新换旧，跑到商店花500多元给她买了台新的蝴蝶牌缝纫机。

老婆属龙，我属虎，也许是属相不合，在我的收藏问题上没少上演“龙虎斗”。她爱好时装，买了不少新衣服，买多了穿不完，衣柜里装不下，给我收藏倒也是件好事，可是她不干，非要拿来送她娘家的亲戚。我很心疼，不是心疼衣服，而是心疼衣服给了别人后，我就收不回来了。

不得已，我对妻子说：“我袁家这边的亲友更困难，以后都给我家的亲戚吧。”她同意了，其实我没送人，最后都转到博物馆里。

有一次，妻子当着我姐姐的面说，我给你的那件呢子大衣呢，怎么不拿出来穿?姐姐说，你什么时候给我的?我赶忙在旁打圆场：我放在车上了，还没给你拿来。为了不露马脚，我只好给姐姐买了件新呢子大衣。

博物馆收藏的几千件服饰，除一部分是自家祖传的，大部分是我翻山越岭走村串户搜集来的。有时走在偏僻处遇雨无处藏身，有钱也买不到东西吃，虽然狼狈，但我乐此不疲。

不忘初心向明天

这些年靠什么坚持下来?

我用16个字的袁氏祖训回答你们的这个问题：苦言能益，苦味能养，苦钱能久，苦工能恒。

“苦”字占了家训1/4的内容，所谓苦钱，是指血汗钱，是自己辛辛苦苦并且通过正当途径挣来的，唯有这样，才懂得珍惜;而苦工，是指持之以恒的辛勤劳动，唯有耐得住寂寞、吃苦耐劳，才有望立足于人生的顶点。

我的苦苦坚持也逐渐得到家人的理解。你们到我家采访时，妻子说的一句话让我挺意外：都搞到这个程度了，还能不支持吗?再说，总比花钱在外面搞那些乱七八糟的强。她的这种态度让我很欣慰，说实话我以为她会一直跟你们板着脸，拒绝接受采访呢。

女儿在国内上的大学本科，后到澳大利亚留学并在那儿工作了几年。她每次回国，我从不要她给我买什么礼物，只要她将自己用过的物品托运回来，让我收藏。

随着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看着身边越来越多的中国同学回了国，女儿感到“国内的发展机会更多”，2014年也回来了，帮着我整理了大半年博物馆，暂时弥补了我这儿专业人才的不足。她后到武汉一家金融机构工作，今年秋天，入读清华大学文化产业方向的博士生。

我女儿对一位参观者的留言念念不忘：“就在袁裕校家庭博物馆，我们回到了最初的起点。一个人，不管走多远，都不能忘记：起点在哪里，初心是什么。”

经费和专业人才不足，是制约民办博物馆发展最大的瓶颈。目前已经看到希望，夷陵区向我伸出橄榄枝，我们计划合建一个文旅产业园。

对于未来，我还有一个梦，2020年咱们国家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届时我想在北京举办一次《我家这一百年》家史展，就用我家几代人用过的这些老物件，让事实说话：中国人民生活“一年更比一年好”。（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