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10月出生的管洋，毕业于四川省川北医学院法医学系。2009年参加公安工作的他，在兴山公安局交警大队是一名法医、是秩序中队长。在疫情阻击战的战场上，他有着更多重的身份。

疫情阻击战之初，他和众多战友一样，坚守在执勤卡点，是一名战疫一线的“前哨兵”，每天对过往车辆进行严格检查、详细登记，不分昼夜的履行着交通管制的职责。当县局在全局范围内选调40岁以下、政治素质过硬、业务能力强、身体健康的青年民警组建“战疫突击队”，专门负责处理疫情期间的突发事件和办理涉及疫情的案件时，他积极主动报名，从全局140多名民警中脱颖而出，成为了一名“战疫突击队员”。

随着疫情防控工作的开展，兴山征用了一家酒店作为医学观察点，对密切接触着进行隔离观察。管洋和部分“战疫突击队员”又入驻观察点，担负起兴山第一个医学观察点的安全保卫任务。

作为医学观察点的宾馆，共有六层楼。为避免交叉感染，电梯全部停运。无论是民警还是留观人员，无论是送盒饭还是物资运输，一切活动全部要走楼梯。在相对封闭、不为外人所知的这个战疫战场，管洋和他的战友们在做好宾馆内治安秩序维护、医生护士安全保卫等本职工作的同时，还要身兼数职。

最高峰的时候，该医学观察点共有留观人员98名，而保障人员相对紧缺。于是，在给留观人员送餐时，要兼做“送餐员”；在给留观人员测量体温时，要兼职做“防疫员”；在搬运各类物品时，要兼做“搬运工”；有一定医学知识的他，还要兼做疫情防治“宣传员”……加上一个班次24小时的数次巡逻，管洋一个班次的运动步数总是接近3万步。身穿密闭的防护服，一个班次下来，他的内衣常常因汗水湿透，而又被身体烘干。如此反复，铁打的身体也受不了。但他从1月24日以来，从未请过一天假，始终坚持战斗在第一线。

相对于体力上的疲乏，管洋觉得最累的还是另一个身份——“心理疏导师”。留观人员一人一个房间，虽然可以看电视、上网和在房间内自由走动，但长期一个人封闭在房间，那种与外界隔绝的孤独感、失去“自由”的“被控制感”，以及自己是否被感染的不确定感，会让人焦虑、烦躁、易怒，高压之下，导致其做出一些失常、不理智的行为。管洋学过心理学，每遇到这种情况，他总是会发挥自己的专业特长，对留观人员进行心理疏导。由于疫情防控的需要，这种疏导不能近距离。于是，经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形，管洋隔着门与留观人员交谈，一谈少刚十来分钟，多则可能个把小时。时间长了，刚开始是站着，慢慢或倚着墙，最后可能蹲着在说。即使有时候房间门开着，但也只能隔得远远的倾听、诉说。由于条件限制，这就更需要技巧、耐心、尺度和态度上的把握。管洋总是能够通过一席话，让人情绪平复、感受温暖。有的留观人员甚至点名找他，只为了能和他说说话。

2月18日下午，刚刚协助做好中午送餐和做完楼层巡逻的管洋正在一楼值班室准备稍作休息。突然，值班室直通各房间的内线电话刺耳的响起。“你们快来，六楼有两个房间的人要打起来了……”电话一接通，管洋就听到话筒里传来焦急的呼叫声。他来不及穿上刚刚脱下的防护服，抓起单警装备、招呼一起值班的同事就往六楼冲去，边跑边整理装备和口罩。两人用了不到两分钟，一口气冲上了六楼。只见走道内两名男子神情激愤、言语间火药味十足，其他隔离房间不时有人探头张望。管洋和同事赶忙分开争执的两名男子，让所有人各回房间，再开始了解事情始末。原来，争执的二人系父子关系，两人隔离期间住隔壁，儿子正上高中。父亲觉得儿子在隔离期间没有好好搞学习就经常数落儿子，正值叛逆期的儿子时不时的顶撞几下。加上多天的隔离，负面情绪和压力积累几乎要到顶点，稍有火苗就可能引起爆炸。于是，言语不和的父子就起了争执，你我互不相让。了解情况后，管洋先从父亲的工作做起，与父亲从当前的疫情、国家和个人的困难、青少年的教育等方面拉起了家常。而后，管洋又以一名兄长的身份，与那名儿子交心谈心，晓之以情、动之以理。经过差不多个把小时的工作，刚刚还差点动起手来的父子重归于好，儿子也乖乖的开始做起习题。

其实，相对于上面的诸多身份，管洋还有三个身份，却也是自己最失职的三个身份。他是家中唯一的儿子，他的老家在湖北公安县，只身一人在兴山工作，两地相距数百公里，父母都已年近六旬，做为家中唯一的儿子，他一年最多也就是在空闲时间才难得和父母相聚，以尽孝道。他是一名“上门女婿”，岳父在春节前几天刚刚去世，家人还沉浸在悲痛之中，他却始终战斗在疫情一线无暇慰藉。他是一名1岁4个月孩子的爸爸，因工作关系，只能叫孩子交给妻子，因为疫情期间的岗位，为了妻子和孩子，轮休的时间里，他也要将自己“隔离”。

这就是34岁的管洋，在战疫的另一个战场，默默无闻用多重身份叙写年青一代公安民警的使命担当，危难时刻用年轻的臂膀挺起不屈的脊梁！

（湖北广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