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版“敦刻尔克大撤退”之地：国运决定城运

仲夏时节，傍晚的宜昌江边，市民或独自一人或三五成群地悠闲散步，一片不大的沙滩上聚集着嬉戏打闹的家长、小孩和几只小狗，游泳爱好者在滔滔江水中来回穿梭，老年人干脆搬了一把椅子，坐下来静静地观看江中美景。

江面横卧着一座三塔斜拉桥。北侧桥头旁，一座9米高、15米长、3米厚的雕塑，外观如扬帆航船又如长城垛口，上方立着一只巨大的船锚。

80年前发生在这里的一场大撤退，让这座内陆城市跃上历史风云的潮头，并因此载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史册。

宜昌地处湖北省西南部，古称夷陵，因“水至此而夷，山至此而陵”得名。清代改称“宜昌”，取“宜于昌盛”之意。除了吴蜀夷陵之战、赵子龙大战长坂坡等三国故事外，在数千年的中华文明史上，地处内陆的夷陵，大多时候只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城邑。

1938年秋，中国为持久抗战而进行的物资与人员大撤退，在宜昌紧张地进行。从此，这座城市的城运与战火纷飞时的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

在之后的战争炮火中，这个在清末一度繁荣的转运贸易中心开始走向衰落。这座城市，为保存中国抗战力量作出了巨大贡献和牺牲，也因此被国人熟知、为世界闻名。

滚滚长江见证着一座城市的繁荣、衰落与振兴。

“川鄂咽喉”成战时大撤退中转站

曾经连续5年呼吁树立“宜昌大撤退”雕塑的李泉，今年也进入到人生的第70个年头。这位宜昌市政协原主席，希望用这种方式，留住这座城市的抗战记忆。

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一个多月后，淞沪会战爆发。抗战初期，分布在东北和沿海的工业遭到严重破坏，许多有识之士呼吁工厂内迁，为抗战保存中国的工业基础。

危机时刻，国民政府于1937年11月20日，发表迁都重庆宣言，并确定四川为战时大后方，拟定了沿海、沿江工业内迁计划，把西南作为工业建设重点地区。上海、无锡、苏州、杭州等地的部分民营工厂随之迁至武汉。

不久后，日本侵略军沿长江向中国内陆步步逼近。1937年12月，南京沦陷。次年6月12日，安庆沦陷，月底，中国军队为保卫九江、武汉而布置的马当要塞，经过激烈攻防争夺战之后失守。7月26日，九江沦陷，武汉告急。

迁至武汉的工厂机器设备需要再度转移。湖北境内的工业展开紧急拆除西迁，清末湖广总督张之洞创办的汉阳铁厂，拆迁持续了3个多月，拆卸材料3万吨，重要设备1187件;湖北布纱丝麻四局、白沙洲造纸厂、湖北省航务处修船厂等机件物料6000余吨;抗战后中国保存的唯一一家大型水泥企业华记水泥厂以及源华煤矿等大型工矿企业，拆卸机器设备，“不便拆除的，以爆破为要”……

彼时，入川少有公路，更无铁路，长江便成了抗日战争的运输线、中华民族的生命线。宜昌以上的三峡航道狭窄，滩多浪急，有的地方仅容一船通过，从上海、南京、武汉等地西行的大船，无法直达重庆。西迁的机器设备和技术人员，都要在宜昌下船，“换乘”大马力小船，经三峡溯江入川。自古有“川鄂咽喉、西南门户”之称的宜昌，成了战时国家工业物资和人员向后方撤退的中转站。

80年前，以今天雕塑的位置为中心，沿着长江上下游各两三公里，江边布满了密密麻麻的帐篷，沙滩上堆积着大箱小箱的机器设备，岸上拥挤夹杂着东北、华东口音的人群。

李泉是个土生土长的宜昌人，青年时听着父辈们讲述1938年秋季的宜昌，想象着国土渐次沦丧中国人逃难的场景。20多岁时，他每次试图在脑海中拼接出那时的画面，“内心都深受震动”。

1938年10月，“以空间换时间”战略下的武汉会战，最终以武汉的沦陷结束。300公里外的宜昌，原本只有10万人的城市，涌进3万多难民，从城区到江边，大街小巷挤满了人，所有的旅店、客栈、学校被住满后，不少人只得栖身屋檐下或露宿街头。

焦急等待“换乘”入川的人群中，有一万多名随工厂转移的工程技术人员，300名金陵大学教职员和学生，包括陶行知、老舍、李四光、曹禺、张大千、赵丹等一大批社会名流，以及源源不断撤回的负伤将士以及难以统计的难童……

中国实业史上的“敦刻尔克”

1938年秋，宜昌数公里长的江滩上，已被亟待转运的货物拥塞得水泄不通。而在长江上空盘旋的敌机，已开始对宜昌展开疯狂的轰炸。

10万吨军工民用企业的重要机器设备，3万余名工人、难民，急需转移入川。然而，当时宜昌以上的长江上游河段运输能力极为有限，能在这段河道行驶的只有民生公司的22艘轮船和两艘外轮。而民生公司单船运载能力只有200—600吨，按这样的运力计算，将全部物资和人员转移至重庆需要整整一年时间。

更为严峻的是，10月中旬以后，长江上游适宜较大轮船航行的中水位，只剩40天左右，过后便是漫长的枯水期，大型设备便无法入川。

40天内，要完成需要一年时间的物资人员转移，这无疑是一场与时间赛跑的抢运。

1938年10月23日，在中国薄弱的工业基础存亡之际，民生公司总经理卢作孚到了宜昌，组织指挥这场炮火下的抢运。

这位当时的“中国船王”，在1925年以艰难筹措来的少量资金，订造了一艘70吨的内河小轮船，创办民生公司。经过他的悉心经营，这家公司很快发展成为川江轮船航运业的劲旅，与美国等外国轮船公司展开竞争，航线从四川省延伸至长江全线，成为当时中国最大的民族航运企业。

1938年10月10日，民生公司成立13周年的纪念会上，卢作孚苦口婆心地对公司员工说:“中国抗战到了这个时候，最重要交通线只有两条，一条是粤汉铁路，一是川江。川江运输，民生又占大半。我总是希望大家继续为国家努力，为公司努力!”

时至今日，李泉仍清晰地记得父辈们讲述的那段往事，“卢作孚带着公司一群人，沿着长江上游走，最终确定了三段航行方案。”

为了缩短运输时间，从宜昌到重庆的撤退被划分为三段进行，宜昌至三斗坪为第一段，三斗坪至万县为第二段，万县至重庆为第三段。在卢作孚的计划中，每艘船以吃水深度、马力大小为基本依据，在不同的河段航行，根据船只情况充分利用河道，实现最大运力。同时，这场抢运征用了850多只民间木船。

10月24日，第一艘满载物资和人员的轮船起航，离开宜昌港。此后，一艘艘轮船向上游进发，转移出清华大学与中央工业实验所的机器，钢铁厂矿的大型设备，生产军需物资的工业材料……

著名剧作家吴光祖一家人，也在从宜昌撤退入川的船上，妹妹吴徕在一篇文章中，回忆当时的情景:在上船的码头上，呈现在眼前的是一幅让人紧绷心弦的“逃难”场景，人山人海，扶老携幼，万头攒动，一望无边。前面的大驳船上，挤满着人群黑压压一大片，站在船边的更是不敢动弹，稍一不慎就会跌落在江水之中，蒙蒙秋雨无情落下，人多，伞难以撑开，不少人只好听凭雨淋……

在这场大撤退中，除了民生公司的员工，宜昌倾全城之众，数万码头工人、海员、船工和纤夫，投入其中。硝烟弥漫的宜昌码头，敌机轰鸣声、爆炸声与搬运号子、纤夫呐喊声交织在一起。

在卢作孚的统一指挥下，这场转移3万多人和10万吨物资的大撤退，仅用40天时间就胜利完成。

相关史料记载，从这场抢运之后，直到宜昌沦陷，宜昌港累计转运了150余万难民以及100万吨物资。参与抢运的民生公司，在运输中损失轮船16艘，116名员工捐躯、61名伤残。

亲历宜昌大撤退的教育家晏阳初评价说:“这是中国实业史上的‘敦刻尔克’，在中外战争史上，这样的撤退只此一例。”

受父辈们的影响，青年时期的李泉，就幻想着能通过什么方式，让这场大撤退成为这座城市的记忆。多年后，任职宜昌市政协主席的他，终于把这段往事镌刻在了江边雕塑上，曾经的幻想变成了现实。发生在80年前的宜昌大撤退，以雕塑和碑文的形式矗立江边，成为这座城和一代又一代宜昌人的集体记忆。

据宜昌市档案局(馆)长袁清介绍，通过宜昌大撤退抢运入川的机器设备和技术人员，很快在西南和西北建立起一系列新的工业区，尤为重要的是以重庆为中心的军工、炼钢等行业的综合性工业区，构成抗战时期中国的工业命脉，为中国抗战保存了重要的有生力量。

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在谈到中国工业发展时，曾说过有四个人不能忘记:讲到重工业，不能忘记张之洞;讲到轻工业，不能忘记张謇;讲到化学工业，不能忘记范旭东;讲到交通运输业，不能忘记卢作孚。

清末宜昌:“帆樯如林，蔚为壮观”

翻开宜昌城市变迁史的卷轴，这座临江而建的城市，因地处长江航运的中转站，曾经历过百年的商贸繁荣。

当时间倒退回19世纪中叶，作为川鄂间重要的水运枢纽以及长江中上游航运的衔接点，宜昌有着“过载码头”之称。川米、滇铜、黔铅、棉花、药材等大宗货物，都要经由宜昌转运出去。

据三峡大学教授、宜昌地方史研究所所长李敏昌介绍，太平天国以前，湖北省规定只准售卖淮盐，太平军攻占武昌后，淮盐西运路线被切断，川盐开始取代淮盐行销湖北、湖南地区，此后川盐成为出川货物中最大的一宗，“川盐济楚”使得宜昌港的转运贸易变得空前繁荣。

宜昌市档案馆珍藏的清末宜昌照片中，一只只贩卖货物的木船，密密麻麻地停靠在江边。史料对宜昌的商贸繁荣也有着直观的记载，江面上“帆樯如林，首尾相接，蔚为壮观”，城外码头“日有千人摇橹，夜有万盏桅灯”。

1876年《中英烟台条约》签订后，宜昌被辟为对外通商口岸。之后，西方列强辟租界地，设领事馆，开洋行，建教堂，城区逐渐发展扩大。曾经人迹罕至的一片坟场，变成了繁华的解放路商业区，江面上铁轮取代了木船，数不清的中国棉花、布匹远销海外，一时间形成万商云集之势。

19世纪末期，依水而建、因码头而繁荣的宜昌，从一“规模并不甚宏廓，商业亦不甚炽盛”的“荒寒之村市”，一跃成为长江航线上最重要的转运商埠和湖北三大商业城市之一。

抗战之前，这座城市已有73种商业、2032家商户，形成南北约5公里、东西约半公里，大小街道260多条的商埠区，成为在湖北仅次于武汉的第二大城市。

李敏昌认为，正是由于宜昌地理位置优越和繁荣的商贸，吸引了追逐利益的西方列强，促成了英国人在宜昌开埠，而不是倒过来说西方列强在宜昌开埠促成了宜昌的兴起。

因战争而衰落

宜昌市东山公园，也是这座城市的烈士陵园，园内的一个小山坡上，郁郁葱葱的绿树围着一座红色亭子，上书“东山草堂”，亭内石碑上写着“抗日名将张自忠将军公祭纪念碑”。

1938年10月开始，当卢作孚的轮船装满工业物资和人员到达重庆后，这些船又在重庆满载出川奔赴前线抗日的兵员顺江而下。

宜昌地处长江三峡西陵峡口，“上控巴蜀、下扼荆襄”，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武汉沦陷后，宜昌成为拱卫陪都重庆和大西南的最前哨。

1940年4月中旬，日军调集15万兵力，企图将中国军队第五战区主力围歼于枣宜(枣阳、宜昌)地区。为了阻止日军进犯，第五战区确定分左中右3个集团军，采取“分路挺进敌后袭击日军，主力向两翼外线转移，相机与日军决战”的方针，并调集6个集团军，共21个军56个师的兵力参加作战。此次会战，史称“枣宜会战”。

5月7日，第五战区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将军，率部东渡汉水，强攻日军后方。激战数天后，5月16日，张自忠在宜城长山山坡下，身中数弹，壮烈殉国，成为中国军队在抗战中牺牲的最高将领。

张自忠将军的遗体从战场上被抢运回来，灵柩停在宜昌东山公园的东山草堂。公祭活动后，灵柩经过城区到达江边再送往重庆，沿途送灵群众多达十万人，日机在空中盘旋，“送殡者缀队以行，庄严沉毅，整肃无比，视敌机盘旋蔑如也。”

在今天的东山草堂旁，一排纪念碑廊上，镌刻着社会各界人士题写的挽词——尽忠报国、为国捐躯、勋烈常昭……

1940年6月12日，宜昌沦陷，日军在城中焚烧房屋五天五夜，从城市毁灭的程度讲，“破坏之甚，为全国冠”。

据《宜昌市志》记载，1940年6月，宜昌沦陷区人口仅剩21400人。抗战胜利后，城区人口仅存2000余人。此后，撤离大后方人员陆续迁回，到了1947年，城区人口为78000多人。

日军的侵略，让宜昌这个曾经的长江转运贸易中心，走向了持续多年的衰落。

两座大坝，两次振兴

进入6月份，三峡大坝景区，到了中午，气温迅速升至30多摄氏度。炙热的空气却并没有打消游人的兴致。

拥挤的脚步拾级而上，到达景区最高点坛子岭。伴随着一阵阵快门声，这座世界上最大的水利枢纽工程，成为众多年轻女孩自拍的背景，也进入外国游客相机的镜头。

因葛洲坝和三峡大坝的兴建，宜昌实现了两次振兴，步入大城市之列。如今，它又承担了建成省域副中心城市、长江中上游区域中心城市和世界水电旅游名城的历史使命。

上世纪60年代中期，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化和国防的需要，中央决定实施三线建设，在西部省区的三线后方地区，开展大规模的工业、交通、国防基础设施建设。

其中，西南的云、贵、川和西北的陕、甘、宁、青俗称为“大三线”，湖南、湖北、河南等一二线地区的腹地俗称为“小三线”。地处长江中上游的鄂西城市宜昌，成为湖北“小三线”建设的首选之地。

此后，一大批工业企业内迁至宜昌。与抗战时的工业西迁不同，这次宜昌不再是中转站，而是目的地。

落户宜昌的三线建设单位，涉及电子、机械、化工、化学、航海、航天等行业的军工企业和科研院所等，使宜昌地区成为当时我国重要的战略后方基地。

在李敏昌看来，新中国成立是宜昌走向新生的开端，三线建设让宜昌从一个消费性城市逐步向工业城市转化，“因为直到1964年，宜昌的工业还是由小钢铁、小机械、小化肥、小煤窑、小水泥等作坊式企业组成，三线建设给宜昌带来了精良的技术和设备。”

1970年12月，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在宜昌动工，历时18年工程建设完成。在宜昌的城市变迁史上，这个工程，被视作是宜昌的第一次振兴。

宜昌市区面积和城区面积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34平方公里、2平方公里，扩展到1988年的330平方公里、28平方公里。这期间，大量工程建设者及其家属迁入宜昌，城市人口从1949年的7万多人，增加到1988年的42.95万人。

宜昌从一座小城市，迅速发展成一个工业门类齐全的中等城市。葛洲坝水力发电厂推动着工业经济的快速发展，电力产业成为宜昌工业的第一支柱产业，国民生产总值从1970年的0.57亿元增长到1988年的17.1亿元，年均增长20.8%。

1994年12月，中国人“梦想百余载”的三峡大坝正式开工，宜昌迎来发展史上的第二次振兴。2009年，工程建成，开始全面发挥防洪、发电、航运、补水等综合效益，“高峡出平湖”，从诗人的浪漫想象，变成了美丽的现实。

一组数据见证了三峡工程带给宜昌的“华丽变身”:从三峡工程开工建设到近几年，宜昌城区面积由30平方公里增长至160多平方公里，GDP由103亿元跃升至3857亿元，城市人口增加到410多万人。宜昌从中等城市发展为大城市。

绿色发展的“新考题”

夜色渐深时，江边人群散去，江面上一艘挂满霓虹灯、满载游客的小游轮，在轰轰前行的货轮中，缓缓驶入港口。

这座追求宜居、宜旅、宜业的城市，正在努力地向外界展示它的发展活力和独特魅力。2017年，有6618万人次的游客来到宜昌，给它带来713.46亿元的旅游收入。一批科技产业园、专业化工业区正在加速建设，过去一年里，新材料、生物医药、电子信息、先进装备制造业的产值，已经占到宜昌工业总产值的40%。

然而在过去，宜昌经济的快速发展，也让长江经历了不可承受的“环境之痛”。

作为宜昌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见证者，李泉曾在当地担任过化工厂的厂长。据他介绍，由于水资源丰富、长江运输便利，加之化工产品附加值高、衍生品多、产业链长，对GDP的拉动效应相对明显。自上世纪60年代末到90年代，宜昌大力发展化工产业，甚至到本世纪初还在加紧建设化工厂。

过去很多年，电力、化工、食品医药成为当地的三大支柱产业，占到工业总产值的一多半。“以前流行三个‘三分之一’的说法，湖北全省化工产值三分之一在宜昌，宜昌化工产值占到全市工业产值的三分之一，三分之一化工企业在沿江。”李泉说。

化工产业给宜昌带来经济效益的同时，也造成了当地的环境污染。一些地方的污水排放，也给长江的生态环境带来严重隐患。

如何求解“化工围江”的困局、践行绿色发展理念，一度成为这座城市的“新考题”。

近些年，在中央提出的长江经济带战略下，宜昌正在下大力度做好长江生态环境保护修复工作，去年以壮士断腕的决心推进沿江134家化工企业“关、转、搬”，首批依法关停企业25家，并出台化工产业专项整治意见和三年行动方案，规划建设宜都、枝江专业化工园区，沿江“一公里保护红线”正在形成。

在湖北省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规划方案中，以武汉为中心，襄阳和宜昌两个省域副中心城市，成为湖北的“两翼”。宜昌既要通过发展先进装备制造、新材料、新能源和节能环保、旅游业等产业做强做大，又要增强区域辐射和带动能力，承担起在鄂西南带动“两荆”、辐射恩施的历史重任。

2018年的宜昌市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今年要致力加快新旧动能转换，坚持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双轮驱动”、传统产业升级和新经济培育“双措并举”，让新动能尽快成为主导力量。

这座城市在用实际行动交出一份“绿色发展”的答卷。

(记者完颜文豪 载7月6日《新华每日电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