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我省中药新药申报为零，这是继2015年中药新药申报数为零之后，我省再次上交中药创新‘白卷’。”昨日，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有关负责人无奈地说。

2016年，我省一类新药注册申报数量创历史新高，达8个，其中西药一类新药6个，生物制品一类新药2个，却无中药新药一席之地。

近5年，中药新药申报结果一直令人揪心：2012年有5种，其中3种为“技术含量不高”的改剂型类;之后难如人意，2013年申报3种，2014年申报4种，2015年和2016年跌至冰点，申报数均为零。

我省中药创新的“萎缩”与全国大气候不无关系。2016年，全国中成药生产在整个医药工业中增速垫底，只有7.88%，而医药工业规模企业整体增速为9.92%;在新药典执行带来的洗牌形势下，一些中药企业的GMP(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认证证书被收回，不再具有生产资格。

据介绍，2008年以来，我国逐步建立严格的中药新药审评审批制度。业内相关人士表示，严格的审批制度，对中药新药研发起到规范和引领作用，但参照西药的评审标准也让不少中药企业望尘莫及，出现新药审批通过数量下滑的尴尬局面。2016年，全国共12批193件注册申请被纳入优先审批，其中中药注册只批准两件。

据省食药监局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我省中药企业呈现多、小、散、乱的特征，一些企业重短期利益轻长期研发，导致基础研究薄弱的问题难以得到有效解决，延缓了行业整体发展速度。他认为，加快药品审批制度改革，促进中医药行业快速转型升级是当务之急。

“零申报”的背后

——中医新药研发难在何处

源头之难：热门验方尚在沉睡

甲状腺病是临床常见的内分泌疾病，并发症多，危害性大，而现阶段抗甲状腺药物奇缺。湖北省中医院和大学研究机构联手研发出专治甲亢的中成药，在临床观察与实验研究中，痊愈率41.46%。然而，这款优秀的医院制剂却止步在市场之外。“我们被监管部门告知，该药成分中混有西药成分，与法规要求的新药为纯中药不符，目前只能在医院内流通。”该药研发者介绍。

当前，我省有近2000种院内制剂，多为中药。仅省中医院就有98个院内制剂，其中清胆糖浆、利咽合剂及六位维肾膏等多种制剂都有开发成上市新药的前景，但这些优良验方至今未出深闺。“有些医院制剂自身成分难以明确，且未经系统深入的临床试验。受用药安全管理政策的限制，只能在医院内部生成、内部使用。仅凭一家医院或一个科研机构难以将这些制剂推向市场。”省中医院院长涂远超坦言。

对企业而言，也有难言的痛楚。健民医药公司药物研究院副院长赵刚告诉记者，部分院内制剂往往与现有中成药处方雷同，这种“撞车”让企业心存顾虑：放手一搏，担心投入大量人力、财力最后却“竹篮打水”;不去探究，又确实有金子深埋其中。

面对困局，中南民族大学药学院院长梅之南教授建议：医院和企业应加快一批成熟院内制剂的市场对接，重点开展经典名方的研发;同时，中药新药研发应多措并举，与生物信息学、大数据等科学技术紧密结合，开启中药研发“智能制造”时代。

评估之难：“千军万马”难过临床关

“我们有一款产品，投资上千万，研发16年，最终却止于‘临床试验’，没能拿到生产文号。”这样的结果，让武汉健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药物研究院院长黄志军颇有些心痛。

他介绍，该款治疗抑郁症的药物，由健民与北京大学于1999年合作研发，2004年取得临床批件后，开始漫长的试验。“2007年后，审批政策对临床试验提出严格要求，让我们陷入纠结：就此打住吧，前面8年的研究和投入打了水漂，我们心有不甘;但如果继续下去，一旦临床试验结果无法通过，将耗费更多时间和资金。”当年的两难选择，让黄志军久久不能忘怀。

随后的观望并没有等来好消息：不少药企在严管之下，自动放缓研发进程。在得知获批阻力重重后，黄志军的研发团队在2015年撤回审批申请。

黄志军坦言，中药新药研发与西药类似，从研发伊始就要申报批准，动物实验、临床实验……一路审批下来，药品需要做大量药理学和毒理学研究。

与此相比，日本却删繁就简。其以“仲景方”为依据的几百个“汉方药”无须审批即可直接生产应用，其中233种还进入国家医保体系。在黄志军看来，简单套用管理西药的思路和方法，压缩了中药的创新空间。

今年4月，国家食药监总局药品审评中心发布6项新药临床指导原则的征求意见稿，给中药企业指明两条路线：一条是“简单模式”，企业可以往疾病预防、病情控制与症状改善三方面去研发以及再评价产品的疗效，成为“辅助用药”;另一条是“困难模式”，产品往“治疗用药”方向发展，这意味着中药、化药和生物制剂将在同一起跑线上。

省食药监局注册处副处长文毅认为，中药完全可以以疗效验证为标准，分类分层次管理。对于中小型企业而言，不妨考虑布局第一条路线，待实力雄厚后再冲击“困难模式”。

转型之难：下滑的研发投入比

“我们现在拥有13个生产剂型和208个国家药品批准文号，其中麝香去痛气雾剂(擦剂)、夏枯草膏等4种药的年销售额均过亿元，但这些药品都在2007年前拿到批文。2008年实施严格审批政策后，我们几无新药产生。”李时珍医药集团副总经理夏恒建称。

研发及临床成本上升，让药企难以承受。一方面，新药临床试验基地普遍不足，适宜中药的基地更少。另一方面，按照临床试验标准，要求患者全程采用中药治疗。为保证效果，药企不得不增加投入，临床成本都由过去二三十万元上升到现在的四五百万元。

“当前环境下，中药企业缺乏的不是研发能力，而是长期投入的耐力。这种投入，未必就能见效。”梅之南表示。

眼下我国中药企业整体研发投入普遍不足，研发费用控制在销售额的3%左右。比如，“神威”研发投入占年销售额的3%—5%;“天士力”占2.9%;而“同仁堂”2014年研发投入仅占年销售额0.62%。

据悉，我国创新药物的投入产出回报偏低。在美国，一个新药上市后5年平均销售额可达8.8亿美元，利润率30%以上，而我国新药上市5年销售过亿元的品种屈指可数。

梅之南建议，政府部门应尽早对新药项目进行风险评估，减少药企“盲投”“误投”。对于一些中药新药研发的重点项目，有针对性地加大扶持力度。同时，鼓励中药创新机构对不同研发阶段的中药新药技术开展转让，有助分担风险、激活创新积极性，提升新药项目的研发速度和成功率。

“好药欠缺成为中药行业发展‘隐疾’。只有将中医药原创思维与现代科技结合，方能形成一批原创性、引领性、前沿性的现代中药科技成果，满足临床需求，为百姓健康做出更大贡献。”梅之南说。(湖北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