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访长阳乐园村中国农村合作医疗发源地

图为央视7月17日报道(电视画面截图)

图为当年《人民日报》报道

图为长阳乐园村老医务室取药窗口 三峡日报全媒记者 翟雪莲 摄

7月17日,央视赞礼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型系列报道《新中国的第一》在《朝闻天下》播出,本期讲述了上世纪60年代末,发端于长阳、兴起于中国大地的第一个农村合作医疗试点。

宜昌大山深处是如何走出新中国的第一,这个第一激起了我国医疗卫生事业怎样的涟漪?6月14日,跟着央视记者的镜头,本报记者再次探访长阳土家族自治县榔坪镇乐园村——中国农村合作医疗发源地。

从宜昌到长阳县城一个小时车程,而从长阳县城到乐园村,车在蜿蜒狭窄的盘山公路上小心翼翼绕行两个小时,这两个多小时的山路,让记者切身体会到了大山里的村民们出行不易,如果遇上急难险重的疾病,更显山高路远。

曾经山路漫漫求医难

乐园村委会旁并列着两栋房子,一栋是土楼房,一栋是新楼房,土楼房挂着“乐园公社三大队卫生室”(现为合作医疗纪念馆),紧挨着的新楼是“榔坪镇乐园村卫生室”,新旧咫尺间,却是隔着50多年基层医疗卫生事业的漫漫历程。

乐园村距榔坪集镇45公里,距长阳县城157公里,全村800多户农民散落在海拔200米至1600米的山峦里。田园牧歌的诗意包不住缺医少药的困窘。山里老百姓最怕的是生病。在交通和通讯不发达的年代,请医生难,路途遥远去来就要大半天。医生来了诊治难,医疗设备和药品都十分稀缺。

“有时候看上去仅仅只是相隔两座山头的距离,却因为需要翻山越岭的缘故,医生可能要花大半天的时间才可以赶到。”覃祥官的徒弟李兴成向我们讲述了过去山里就医的故事。“村中凡是有人生病,患者的家人便会到山头,把土喇叭当扩音器喊医生,基本全村的人都能听到,闻讯的村民们如果有时间,往往也会热心地赶过去帮忙,或者是给村医带路。后来每家每户装了有线广播,家里有了病人,就在喇叭里喊,某某人家里谁病了……”

“有一位村民上山背柴,摔伤了,导致尿潴留,尿道出血阻塞尿管,尿排不出来,不能站不能坐也不能躺,当时我正在走亲戚,患者家属找到我,我们马不停蹄走了十多里路赶到他家,只见病人两手支在床弦上撑着身体,就是我们常见的做俯卧撑的姿势,他已两天没有吃饭没有排尿,眼看膀胱就要胀破,随时有生命危险,可是距离卫生室有四五十里路,他不能动不能躺,送过去估计折腾半路人就没了。情况十分危急,突然,我看到桌上一顶草帽系的一根带子是一截中空的塑料软管,当即灵机一动,高温给软管消毒,又用针烧红,烙出几个小孔,做成简易的导尿管,就地在他家给他进行了导尿手术,终于救了一命。”

被誉为“中国农村合作医疗之父”的覃祥官深受有病无医之苦,解放前,他得了胃病,请了一位江湖郎中,为了治病,卖了家中的一匹马,病还是没有治好。解放后,山里的卫生条件依然十分落后,麻疹、百日咳、流感等疾病经常肆虐,有一回,村里一天死了两个孩子。覃祥官的二女儿也因为肺炎不幸夭折。这些深深刺痛着覃祥官,让覃祥官决计不当村副业主任,改行从医,1964年,31岁的覃祥官被乐园公社党委选送至县中医进修班学习,学成归来后,担任公社卫生所医生。

山村建起首个合作医疗社

由于通讯、交通都不方便,再加上山里人穷,看不起病,经常就会出现小病拖着,大病等死的情况。因贫致病,因病致贫的恶性循环长期以来得不到任何改善。如何让山里老百姓看得起病?其他都有合作,医疗能不能合作,覃祥官找到乐园公社党委,提出了创办卫生室的想法, 1966年覃祥官辞去卫生所医生职务,到杜家村大队卫生室担任赤脚医生,并发起创立合作医疗制度。1967年,在长阳县卫生局工作队的指导下,成立了合作医疗管委会,制定《合作医疗管理条例》。该条例规定,乐园村农民每人每年交1元钱,村里再从集体公益金中提留5角钱作为合作医疗基金,农民到村卫生室看病只交五分钱的挂号费,吃药不需要再多交钱。就这样,新中国的第一个农村合作医疗社诞生了。

实行合作医疗后就诊人数迅猛增长,需要的药物量大增,然而合作医疗资金入不敷出。为了解决这种“僧多粥少”的情况,管委会推出了“三土四自”的办法。“三土”即土医、土药、土药房,“四自”即自种、自采、自制、自用。总结起来说,就是“用乐园山上的药,治乐园山上的人。”经过几年的努力,当地老百姓纷纷加入种药、献药、采药的队伍中。半数农户建起药园,700多人参加采药,献出120多个药方和500多斤中草药。在这种自给自足自销的情况下,合作医疗经费逐渐充足,甚至还出现了结余。“吃药不花钱”的合作医疗制度得到了人们的热情拥护,超过7成的村民都参与了合作医疗,过去看不起病的情况得到了极大改善。

1968年下半年,一份反映乐园公社合作医疗情况的调查报告,送进了中南海。毛主席在看了报告后,亲笔写下了4个字:此件照办。同年12月5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转发了这篇题为《深受贫下中农欢迎的合作医疗制度》的调查报告,称合作医疗是一件新事物,称赞覃祥官是“白求恩式的好医生”,强调“要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

到1974年初,长阳全县有435个大队实现了合作医疗,占99.77%。这股热潮很快席卷全国,从1968年至1978年10年间,先后有19个省市区5万多名代表到乐园村学习合作医疗制度。全国95%以上的农村都陆续推行了合作医疗。据李兴成介绍,有一位内蒙古自治区的干部远道而来,只有一条腿,但硬拖着一条假腿走到乐园来参观,精神至今令人感动。在当时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情况下,合作医疗的推行,解决了群众治病吃药的困难,同时提高了医生和群众觉悟,使预防为主的方针落实到行动中。

1980年,世卫组织和世界银行在考察报告中称赞:“中国农村实行的合作医疗制度,是发展中国家群体解决卫生保障的唯一范例”。

作为农村医疗创始人,覃祥官多次出席国内外重要会议,并于1976年10月任湖北省卫生厅副厅长。然而3个月后,覃祥官再次辞官回乡继续行医,为村民们治病。

星星之火温暖9亿农民

创立合作医疗制度的53年来,整个中国农村的医疗条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2003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卫生部部长吴仪调研长阳新农合工作,并主持召开了全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工作会。长阳被确定为全国第一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县。长阳探索建立的“自愿参加、多方筹资、大病统筹、小病补偿、公开公正、平等享有、科学管理、民主监督”的“长阳模式”成为全国“新农合”的典型样板。

如今,随着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实施办法推行,看病报销再也不分城乡,新农合退出了舞台,广大农民有了基本的医疗保障,求医难就医贵渐成历史。长阳土家族自治县在这一基础上增加了“985”的合作医疗模式,即贫困户看病报销90%,慢性病门诊报销80%,贫困户自费不超过5000元,为贫困群众看病兜底。深山里的乐园村也建立起了家庭医生签约制度,许多村民都有专门的签约医生,为患者长期跟踪治疗。这些家庭医生每年为村民做一次免费体检,建一份电子健康档案,定期回访患有糖尿病、高血压等疾病的村民。病人走不动的,医生带上设备,上门服务,送医送药。

随着脱贫攻坚战的扎实推进,村里的交通和通讯条件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山头喊话”已成为过去,修建起来的一条条山村公路使村民的出行、村医的出诊更加方便。68岁的李兴成骑着自己的小摩托车从10里外的家里赶到村卫生室只要一刻钟。

走进今天的乐园村卫生室,中药、西药各种药品琳琅满目,诊疗室、检查室、注射室、心理室,明窗几净,应有尽有。李发从——李兴成的徒弟接过师傅的接力棒,接续守护着山里百姓的健康。

“一切为了人民健康”,老卫生室药房上的八个字依然清晰有力,五十多年沧桑巨变,那是不变的初心。在一穷二白的年代里创立起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并放弃城市生活、大好前程,毅然辞官回乡继续从医,这种不怕山高路远,只为村民服务的“祥官精神”深深鼓舞着一代又一代的村医:鸭子口乡独臂村医李友琼,巡诊29年,骑坏了12辆自行车,用坏了20多个出诊包,入选“中国好人”;龙舟坪镇村医王良俊,坚守大山40年,为2000多个孩子接种疫苗,获评全国“十佳最美接种医生”……在这些村医的努力下,农民的健康得到了保障,农村的医疗得到了不断发展。(三峡日报全媒记者 翟雪莲 实习生 阮雨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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