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记与报纸的情感

■张宣南

从《宜昌日报》到《三峡日报》，她的诞生与成长，一直受到各级党委的关怀，宜昌地、市委更是如此。

最先的《宜昌日报》，是伴随宜昌的解放而创刊的，时间为1949年8月9日，现已走过了近80个春秋。

在1959年至1961年的三年间，由于受到自然灾害带来的影响，报纸被迫停刊，直到1962年才重新恢复。

我是报纸复刊前夕，即1961年底调入宜昌日报社的。开始报社相当困难，不得不到东山去开荒种田，用于弥补粮食之不足，直到1970年在运河边办农场，每年分点红苕与猪肉为止。

那时，除了职工生活困难外，办报的困难则更大：一是缺钱，二是缺纸。为了解决这两个难题，先后负责宜昌日报社工作的林永仁、魏国秉、聂开举、艾尚鼎，不知操了多少心，真是“跑的路有卖的”。为了弄到钱给职工发工资 ，他们多次推举“小林”，即林永仁，多次到财政局，向财政局长说明情况。

除了缺钱的困难以外，还有一个最大的困难，就是缺印报的纸张。

为了克服纸张的困难，报社曾派人四处求援，先后到过昆明、广州、沈阳，找了在宜昌担任过地委书记的蒋占意、郭欠恒、肖持久等领导同志。后来，又请艾光忠同志出面，找到了当阳空军的腾师长，请他与湖南某战备仓库联系，才弄到了大卷筒纸，运回用锯子 将其一分为二锯开后，才能上印刷机用。

多年以来，报纸有送清样给地委领导同志先看的任务。每次送清样，跑腿的就是我。如遇到重要任务，则由地委领导同志出面，直接到报社印刷车间在印出的第一张报纸上签字画押。

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如果报纸第一版刊登毛主席的大幅照片， 则由时任地委领导王群同志签发。于是，王群同志既是领导，也成了报人的好朋友。在我的印象里，最令我难以忘怀的有三件事：

第一件：购吉普车。早在七十年代初期，因采访的需要，欲购吉普车一台。当时，这种车属于计划分配，而计划指标又掌握在省里。为此，报社专门请王群同志给省物资局熊局长写了一封信，才将此事办成功。

第二件：制版车间一位老工人，名叫陈锡洪 ，因为有急事，要赴湖北日报取制版物品，特由地委派车去那里取；返程时，在路上遇到了车祸，人伤了。他回来后，王群同志特来报社看望。

第三件：在枝江玛瑙河的“现场整风”后，王群同志要我写一篇报道送到湖北日报。当时，在那里担任军代表的张涛同志负责湖北日报的工作。我将稿子写好并经地委审阅后，连同一封书信交我复审送给了张涛同志。起初，有位编辑同志说“现场整风”的提法从没听说过，不同意发表。张涛同志听说后，立刻把那位编辑同志叫来，并批评他说：“不要书生气十足！不要以为整风的形式只能坐在屋里搞。那里所说的现场是水利建设工地，好得很！”张涛同志这样一说，那篇稿件才见了报，而且在《湖北日报》的头版头条。

王群同志除了关心报纸外，对于报人也关心备至。有一天上午，他到报社编辑部，看望编辑同志。闲谈中，王群同志问编辑人员：“你们有什么困难与要求？尽管提！”当时，口直心快的付义同志说：“我们每天上夜班，工作时间很长，可是，烟不够抽。”王群同志听了后，连忙找当阳烟厂厂长陶煜能。他接到电话后，又把电话交给了王群同志，王群同志连忙接过话筒后，跟陶厂长说：“请你明天带点烟到报社来！”果然，第二天上午陶厂长真的来了，并带上了一箱香烟！头脑灵活的陶厂长说：“今后如遇到这种事，请不要惊动王群同志，直接找我就行了！”

王群同志在内蒙古工作期间，我曾随湖北省新闻代表团访问过内蒙古。王群同志离休后来宜昌，住在桃花岭饭店，我去看过他。可惜的是，他的耳朵已不灵敏了，说话需要别人翻译才行。

如今，王群同志已经离开我们了，但我们一直怀念着他。

相识六十载 相知四十秋

■符号

1959年9月，在迎接共和国十周年的日子里，我首次踏上了宜昌城区的土地。九码头一排木板平房店铺的对面，我初次在粗制报栏中见到油墨不匀的《宜昌报》，有一种素昩平生的新奇感。没有想到的是，打那时起，我即同这份报纸、连同这座城市再没有分离过，开始了六十载的相识，四十秋的相知……

无论《宜昌报》到《宜昌日报》再到《三峡日报》如何变迁，她都忠于职守地履行着世事录音带、民情回音壁的职责，成为记录宜昌风云的日志、月报、年鉴、档籍；成为我鉴照宜昌的一面镜子，成为萦怀、牵挂、倾情这方的缘由。

六十年沧桑，笔者变换着从教、从政、从文的身份。不同时期却以不同方式，从未中断过与她的交流、呼应，互动、契合。从“普九”验收、“爱卫”达标、“三峡艺术节”蜚声华夏、《土里巴人》美誉远播，到省九运会的成功召开、宜昌大学的创建、三峡大学的申办……若干年后仍留给宜昌人以回味与愉悦。近些年间，则喜见杨守敬学帜高扬、王永彬哲思逸兴、雷思霈儒风重光、张子高巨献彰显，乃至对三游古洞千年的回眸、反思与展望，都与这张报纸的推介、鼓呼、呵护、厚爱，不可或缺，息息相关……

还记得1978年那一篇《江南有丹橘》“豆腐干”小品，到后来屈原、王昭君传说，到若干年后宜昌历代诗文的述编，在这块园地里笔者作愉快的默默耕耘。尤其不能忘怀的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由杨尚聘社长、胡旭副总编动议，总编熊庆文鼎力支持，杂谈专栏“周末漫笔”长达七年的开设，堪为空前也很难说不是绝后的创举。由林永仁、高峡、金道行、杨子、陈金成、符号等轮流担纲，每周供稿，赢得读友的纷纷认可与鼓励。从《人民日报》、《求是》杂志到《南方周末》、香港《大公报》，到各地文摘、报摘、选刊的纷纷转载，到数十种选本专集收入；以致当时的副刊部主任韩永强说：最感“风光”的，是大报编辑们对一个中等城市副刊专栏的关注与赞誉……笔者正是在他们的导引、策励、鼓舞下，战胜慵懒，笔耕未辍，终成为中国作协家族中的一员，忝列为湖北省杂文学会副会长，宜昌市杂文学会会长。出版有10部杂文专著，作品收入全国100多种选集，获中国新闻奖等10余个奖项。以致几十年后仍不时有“是读着你的杂文长大的”褒语萦响耳际，视为“历史性的印记”……

更令笔者铭感在心的是当《三峡文化》创刊100期的2016年，在三峡日报社杨尚聘、罗春烺两代领导者的关切下，启动了网络扫描软件，从当年排字工的铅字排版，到日后的激光照排，将历史旧报逐日逐张地扫描，将四十年来笔者发表于《三峡日报》《三峡文化》中近百篇拙文汇辑、遴选，付梓为《符号文集》，让八秩老翁喜出所望，受宠若惊，以为平生最厚重最珍贵的礼物……

呵呵，三峡三峡，大江豪侠；宜昌宜昌，祥福之乡。在齐贺《三峡日报》七十华诞之际，作为相识六十载、相知四十秋的“资深”读友和文友，我要向她献上挚诚的历史谢忱、由衷的历史敬意。

三峡日报是一盏指路明灯

■徐永才

屈指数来，我和三峡日报牵手已经40多年了，我看着她一天天壮大，她指引着我一步步成长，直至慢慢变老。

我出生在农村，高中毕业后没有机会上大学，就当兵去了，三年服役期满又复员回乡。由于没有靠山，也缺乏特长，多次找工作都无功而返。后来，我开始给县广播站写稿子，写着写着发现有些稿子可以给当时的《宜昌报》投。在经历了多次石沉大海之后，1978年秋天，我的一篇稿子终于刊载在《宜昌报》二版头条，这给了我极大的鼓励。报社给我寄来2元稿费，在我们那个村子里简直引起了轰动。因为当时我们生产队一天的分值只有几角钱，我打一个晚工就可抵别人出工几天，当然会使人艳羡。但他们却不知道，要在地委的机关报上登那么一小块文章有多难。

初次露脸使我信心大增，只要发现有可写的东西，打夜工都要写完，第二天一早就跑到县城，把稿子投进邮箱里，然后回来去生产队干活。我的付出有了越来越多的收获，《宜昌报》隔一段时间就有署我名的“火柴盒”“豆腐块”出现，偶尔也会出现在一版显著位置。这引起了领导们的注意，把我安排到村办小学去当孩子王。到村里当老师，给了我更大的空间，可以通过学生知道全村所发生的事情。渐渐地，稿源一多，稿子的质量也高了，上报纸的机会就更大了，这引起了更高层的领导的注意。1980年，我被直接提拔到公社当宣传干事，专门从事新闻宣传工作。

因为热爱，所以执着。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在宣传干事岗位上干了没多久，我被调到县委宣传部，担任第一任新闻科长，和《宜昌报》的联系更紧密，更直接，更频繁了。我们的工作很大程度上就是要在报纸、电台多发布报道，第一个目标就是《宜昌报》。我因而有幸结识了林永仁、张赫玲、许大耕、张宣南、杨尚聘、熊庆文、范长敏等一批老报人，他们给了我很大的帮助，使我们的工作有了显著成绩。1985年，我和蔡钧庭同志所在的新闻科，被县委、县政府表彰为“全县十面红旗”之一。

我在宣传部工作了整整20年，从科长，到分管新闻的副部长，再到部长，直至当上县委常委，几乎每天都在和《三峡日报》打交道，我的工作业绩很大一部分是新闻宣传，我能够不断进步，直至进入县委班子，成为县级领导，《三峡日报》是我的指路明灯。

离开宣传岗位之后，我又尝试文学创作。《三峡日报》的文学副刊提供了很好的阵地，每年都刊发三五篇我的散文作品，激励我在创作的路上不断前进。最近这几年，《三峡日报》开展《文化古镇》和《传统村落》推介和宣传，给我们推出了七个专版，真是幸莫大焉。

回想一路走来，《三峡日报》对我恩重如山，这山是如此的厚重和高大，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在《三峡日报》即将迎来七十华诞的美好日子里，祝愿她更加茁壮，更加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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