靠着盲杖走出校门，在路上敲敲打打的11岁女孩高雅，每一次的“独自”回家，不亚于走过雪山草地。她一人在径直前行，我们肃然起敬；她不慎走偏，我们的心提到嗓子眼来；她在“死胡同”里走不出来，她还没有哭，我们的眼睛早已通红。

当这样一种并非惊天动地，却牵动人心的行走进入孩子母亲眼中时，她内心会是什么感受。我们看到，跟在盲童身边的母亲于玲，她在坚韧地观察，纠心地等待。就是孩子此刻碰得头破血流，她似乎也不能出现。

如今，刚刚走路的孩子不慎跌倒，父亲或者母亲不去立即扶起和呵护，而是让孩子自己爬起来，我们就会给这样的父母点赞。但是，比起盲童的母亲于玲，简直太小儿科了。此时的盲童，她一直以为自己是在独立行走。怎样的慈爱，才能造成这种无比正确的错觉。

当年，弱冠之年的史铁生无奈坐上了轮椅，每天由母亲推进清冷的地坛林荫道上。此时，母亲必须马上在儿子眼中消失，任由儿子一个人在这儿发呆、冥想、自寻烦恼。不放心的母亲，对处于极度困苦甚至绝望的儿子，是守之不能，不守不甘。母亲忧虑的目光，只好小心翼翼地藏在墙角后边，惟恐被儿子发现。即使突然目光相遇，也要装做“偶遇“。史铁生，就这样在这里思考天地，拷问人生，多年之后，成为一个伟大的作家。

盲童的母亲，同样想到孩子更远的未来，才选择“残忍”地隐身。对处于困境的孩子，举手之劳也不伸手，而是请求路人代劳。当孩子走过“雪山草地”，母亲才恰到好处地与孩子“偶遇”。然后，大手牵着小手，让哭泣过的孩子，在妈妈面前，绽开笑的容颜。

像盲童妈妈于玲这样伴随孩子“独行”，相信很多父母都这样干过。那是在儿子刚四岁时，我们让他独自送元宵，到将近两千米之外的外婆家去。路线虽然都在居民区，还有通公交的马路，但毕竟有五六道弯，并且是在下雨的晚上7点左右。小家伙一手打着伞，一手拧着篓，他知道我们的用意，没有犹豫就上路了。走了一半，忽然风刮大了，一下子把伞吹翻了。儿子一时不知如何是好。尾随在后的我正犹豫时，儿子身边出现一位阿姨，她上前帮助儿子把伞整理好并扶正，抹抹他的头，可能是询问和鼓励的几句，儿子重新上路。当他突然出现在外婆家里时，一家人诧异、赞许。孩子的外婆却在埋怨，怎么让孩子一个人来。

这情境，提前躲在房子后面窗户下的我尽收眼底。没想到，陶醉于成功之中的儿子，突然发现了窗外的我。正在展开的洋洋自得的表情，马上换成了非常失望的大哭花脸。我与儿子的“偶遇”失败了。

然而，儿子那次由得意转失望的哭声，反而为我们对放飞他保留了希望。如果说他12岁离开我们去江北住校，我们还可以偶尔去“盯梢”一下的话，那么，他15岁去国外，我们就没有能力进行“长臂管理”了。除了逼出孩子独立性的成长，就全仰仗一个国家的发展水平，一个社会的公共环境，一所学校的基本保障，以及老师的精心监护。

有些“偶遇”是假的，但用心很真；有些“偶遇”是真的，但应对有假。如何对待盲童，体现父母的素养，更体现社会的文明水平。只有视力正常的人看得见盲道上的种种路障，才会有盲道的畅通，盲童们才敢于走出来。只要我们与盲童的每一次“偶遇”都恰到好处，并成为一次善举，千万个于玲母亲就不再担忧，千万个盲童就会走进更加广阔的天地。

眼睛明亮的孩子，在他们人生的路上，其实也有很多的路障。与他们“偶遇”的，很难说总会是他们的父母，而是父母之外的其它人。但愿那些看见了行走中的孩子，不停车也不减速的司机，或者只顾自己前行，把“偶遇”掩饰起来匆匆而过的行人，或者那些只为方便自己，不惜让孩子们行走困难的任性的人，能够看懂这条新闻，反躬自问，从我做起，成为年轻人行路上的天使和保护神。（易国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