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幼同养”模式遭遇水土不服，服务人员不够专业，缺乏与其他机构协调联动

童心苑老年公寓张贴的老幼同养标语。

接收老人前，童心苑要求老人家属签订的医疗补充协议。

4月1日，武汉童心苑组织了老幼同乐活动，老人和孩子比赛传球。新京报记者 王翀鹏程

“如果有机会，孩子和老人能为彼此带来什么？”

2012年，好莱坞制作人布里克斯将镜头对准美国西雅图的代际学习中心，拍摄了纪录片《现在完成时》。在影片结尾，他提出了上述问题。

那是一个养老院和幼儿园融合在一起的地方，老人和孩子一起唱歌跳舞，参加各种活动。纪录片里，一群四五岁的孩子围着一位老人，抚摸她爬满皱纹的手；插着引流管的老人帮孩子制作三明治。一位老人对着镜头说，“你知道能够关心别人和得到别人的关爱，是一种怎样的感动吗？”

类似的模式，在中国被称为“老幼同养”。一名业内人士表示，目前，国内开展此种模式的机构只有三家，分别位于武汉、南京和贵阳。

武汉童心苑是三家之一，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尝试老幼同养。他们在实践中发现，这种模式有其温情的一面，同时问题重重。“因为老年人和小孩的生活方式、生活习惯，包括卫生、安全方面的要求，差异还是蛮大的。”童心苑院长高德明说，日常工作中，既要尊重老年人，又要照顾小孩，并非易事。

2018年年底，南京锁金村的老幼同养机构关停了养老院部分，只将幼儿园保留下来。该幼儿园园长陈琪说，她对这一模式探索了16年，最终宣告失败。

养老院开进幼儿园

4月1日上午，在武汉市武昌区的紫阳公园里，一群五六岁的孩子正和老人做游戏。

三十多位老人、二十几个孩子被分成两组，比赛传篮球，老人分坐左右两边，孩子们站在中间，哪一队在最短时间内把一筐篮球传完，就是哪一队赢。

哨声一响，老人们身体前倾，一个个伸着胳膊等着孩子们传球。队尾的老爷爷动作较慢，他悄悄把箱子拖到脚边，球传过来，一松手就掉进去，加快了全队的节奏。老人得意地笑了。

这是一场老幼同乐活动，孩子和老人来自武汉市的老幼同养机构——童心苑。童心苑实际是个代称，由武昌路幼儿园和武昌区复兴路社区的童心苑老年公寓（下称“老年公寓”）共同组成。在这里，养老院和幼儿园开在一起，老人和幼儿结合供养。

“目前，这种模式在国外有近500家，但在中国只在三家。”主管老年公寓的副院长余小燕说，除了武汉的一家，另外两家位于南京和贵阳。

与其他养老院或幼儿园相比，童心苑的环境很好，位于紫阳公园内，距离公园东门一两百米。橘红色的外墙，绿色的围栏，黄色的铁栏杆大门上挂着“武昌路幼儿园”的牌子。围栏里的院子约有百十平米，铺着绿色的防滑地毯。

这里的主建筑是一栋两层高的白色小楼，一层是孩子们的教室，门口堆放着花花绿绿的玩具箱子和小板凳，墙上装饰着孩子们的手工作品。二层灯光昏暗，楼道里挂满晾晒的衣服。这里住着46位老人，最大的九十多岁，年轻些的七八十岁。

更多的老人住在隔壁的平房里，那是专属于他们的区域。平房和白楼不在同一个院子里，但两楼相通，连在一起形成倒L形。

5年前，76岁的何婆婆住进了童心苑。现在，她每天早上6点半起床，先到公园里跳一会儿广场舞。8点半幼儿园的孩子们陆续进园时，她会准时回来，扒着围栏看他们做操。

每周，童心苑都会组织两次老幼同乐活动，有时是在户外进行传球比赛，有时是在室内玩夹乒乓球之类的竞技游戏，偶尔也会安排老人走进孩子们的课堂，和小朋友一起做手工、捏泥人，或者把孩子们带到老人的房间，唱歌跳舞。小朋友喊老人“爷爷奶奶”，老人称呼他们“宝宝”。

更多的时候，老人和孩子是分开的。不同的两套管理人员分别负责老人、孩子的日常照料和护理。老年公寓和幼儿园有各自的厨房、餐厅，每天有不同的食谱搭配，还有各自独立的生活区域。没有管理人员带着，双方都不能到对方的区域活动。

独居老人遇上“小皇帝”

尝试老幼同养前，童心苑还叫武昌路幼儿园。

现任童心苑院长、时任武昌路幼儿园工会主席高德明说，那几年，她感觉独生子女在家里娇惯成性，都是“小皇帝”。有一年，幼儿园排练“六一”节目，一个孩子因为动作不标准，被老师纠正了几遍，第二天孩子家长就找到园里，说孩子不想练了，要退出表演。

另一方面，老人、尤其是独居老人常被家人忽视。高德明身边就有这样的家庭，有好吃的好喝的，第一个想到孩子，最后才轮到老人。

“后来我想起在杂志上看过一篇国外的报道，有人把养老院和幼儿园放在一起。”高德明认为这种方式挺好，老人能和孩子一起做游戏，代替家长照顾他们，还能顺便解决独居老人的养老问题。

当时的武昌路幼儿园还在蛇山。2003年，园里投入几十万，重新装修了最顶层的教室，将其改为可以居住的房间。又通过家长和街道办事处介绍，请来一些素质相对较高的老红军、老干部，免费入住。

高德明说，最初，她没打算把它做成经营性质的养老院，只是想邀请一些老人暂住，“既能让老人高兴，又能教育孩子”。直到2005年武昌路幼儿园从蛇山搬到紫阳公园，童心苑老年公寓才正式挂牌。

实验了十几年，高德明发现，这种模式对老人的身心健康和孩子的人格培养确实有好处，甚至改变了老年人对养老院的看法。

何婆婆记得，自己刚住进来时，朋友们担心她想不开，轮番前来探望。前半个月，她确实住不习惯，经常一个人在床上躺着。后来，幼儿园那边的老师拉她参加老幼同乐活动，给小朋友的活动当评委。她很认真地把活动从头看到尾，觉得孩子们个个招人喜欢，通通给了一百分。

与何婆婆同屋的田婆婆也经常参加老幼同乐活动。她最喜欢大班的一个小姑娘，五六岁年纪，梳着马尾辫。上次活动时，幼儿园组织小朋友跪拜长辈，这个小姑娘给田婆婆磕了头，把老人感动得直流泪。

从孩子的角度看，他们受到的影响不像老人那么明显。4月2日，一名武昌路幼儿园的家长告诉新京报记者，报名前，她并不知道这里实施老幼同养。如今孩子上到中班，她没发现孩子有明显变化。

但余小燕认为，因为经常与老人相处，孩子们见到生人更有礼貌、更大方了。

余小燕记得，有个五六岁的小姑娘最初和老人并不亲近，做游戏时有老人牵她的手，她总是避开。后来几个婆婆带着她玩，把零食分给她吃，她的态度变了，做游戏时主动和老人互动，还表演节目给老人看。有些新入园的孩子总是哭，老人们一抱、一逗，孩子不哭了。

“国外有很多学术论文能证明，老幼同养模式确实对老人身心健康有好处，甚至能延长寿命；对孩子的成长也很有帮助。”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王彦蓉认为，老幼同养最大的作用在于心理。“心理决定身体，从老人的角度说，心情好了，对身体健康更有帮助。这就是为什么一些癌症患者住到这里后，状态越来越好。”

照料老人和照顾孩子不一样

但温情之外，往往存在很多意想不到的状况。

以童心苑为例，这里的管理人员、保育人员等均为幼教出身，缺乏照料老年人的经验。最初，他们把照顾孩子的方法生搬硬套在老人身上，比如菜要切成细丝、桌椅要做成圆角，但更多的方面并不一样。

高德明记得，几年前，一位老人的家属带了汤圆来给卧床的老人吃，老人被噎住了。护理员赶到时，老人脸色青紫，最终没能抢救过来。

那次事件后，高德明马上在童心苑管理制度的护理员工作职责中加了一条：不听外行（家属）的指挥；对卧床老人喂食，要保持在45度的角度喂食，或坐位喂食；尽量不吃不易消化的食物。

想了想，她觉得还是不够，又拟写了“突发老人噎食处理预案”，详细介绍了噎食的临床表现和急救应对流程。“之前我就按照这套流程救过一个孩子。”高德明说，那个孩子吃饭时突然倒地，她把孩子倒提起来拍背，孩子吐出一口饭，才缓上气来。

有些经验是从其他养老院借鉴来的。一次，其他城市一家养老院收了一位患有癫痫的老人。老人半夜发病，从床上摔下去，过了两个小时才被同屋人发现，最终抢救无效过世。为此，养老院赔偿老人家属15万元。

高德明听说此事后，赶紧在管理制度中加了一条：本院不收癫痫病患者。

就这样，十几年下来，童心苑的管理制度越来越多，从最初的十几条增加到现在的100页，从入院流程、入住人员筛选到资产管理、紧急情况预案等面面俱到，几乎都是高德明根据现实状况拟定的。其中，老人护理问题和紧急事件预案占比最大。

但老人与孩子在生活习惯、卫生习惯上的不同，还是让她头疼。前几年，她特意在小白楼二层加建了一层绿色的铁丝网，避免楼上老人乱扔垃圾砸到楼下的小朋友。因为以前发生过这样的事：孩子们在一楼做操，老人吃完水果随手把果皮扔下来，还有老人会往楼下吐痰。

南京锁金村第一幼儿园与锁金社区老年照料中心共同承担老幼同养职责时，也有类似情况。“有些老人很固执，你和他说别随地吐痰、别大声喧哗、别抽烟，他不听。”锁金村第一幼儿园园长陈琪说，有时，他们开展活动后，老人附近都是痰迹，保育员要用开水烫，才能把地面清洗干净。

更令人揪心的是安全问题。锁金社区老年照料中心收过一名与子女有房产纠纷的老人。为了房子的事，家属曾经带着剪子、刀具过来找老人吵架。虽然双方没有动手，但陈琪被吓坏了，“如果社会人员能自由出入教育机构，一旦出事就是大事。”

让孩子直面死亡？

童心苑的众多管理制度中，还有一个特殊条款——“离世老人的后事处理”。

高德明至今记得童心苑第一次有老人过世的情景。那是童心苑搬进紫阳公园的第一个月，幼教出身的护理人员从没见识过这样的场面，谁都不敢去。经过一番心理斗争，几名工作人员和领导一起，互相搀扶着，一步一步挪进了过世老人的房间。

“当时老人躺在床上，面容平静，但是脸色蜡黄，皮肤没有血色，看着还是有点害怕。”高德明说，那是她们第一次直面死亡，“没人敢碰遗体，只能等家属来拉走。”

那次之后，高德明意识到这样的场景不能被孩子和家长看到。她和大家商量后决定，如果老人出现神志不清或不想进食、身体极度虚弱的情况，就给家属发《病危通知书》，请他们“将老人接到医院治疗或接回家送终”。

这条制度出台后，有些老人的家属遵循规定，在老人弥留之际把他们接走了；也有老人因为各种原因，没能被家属接走，一直住在老年公寓里。

一次，一位老人在老年公寓离世，家属按照传统，带着遗照和花圈过来送终。当时正是公园里游客最多的时候，幼儿园的孩子们都在操场上做操。高德明吓坏了，赶紧请家属把东西收起来。当天，她就在制度里加了一条，一旦遇到老人离世，家属一定要服从安排，等到天黑孩子放学后才能接遗体，而且家属不能哭，更不能举行出殡仪式。

这条制度，高德明从没告诉过孩子和他们的家长，甚至连幼儿园那边的老师都不知道。她担心家长介意、孩子害怕，以后不来幼儿园了。

所以只要遇到老人过世，他们对幼儿园方面回避处理。之前有一位在童心苑住了很多年的老人离世了，有小朋友问起时，高德明就说，老人被家人接走了。

“老人和幼儿是最特殊的两个群体，做好其中之一都很难，兼顾就更难了。”高德明说，虽然老人去世是很正常的事，但因为老幼同养模式，她不得不首先考虑对孩子的影响。一旦处理不好，很可能会对孩子的心灵造成伤害。

在童心苑副院长余小燕看来，院里对于死亡的态度或许可以更开放。她在网上看到过，国外的一些老幼同养机构，会在老人过世后将遗体整理好，让孩子排队瞻仰，感悟生命的可贵。她提过类似的建议，却被高德明拒绝了。

“国外的孩子从小就有生命教育的课程，会带孩子到医院、养老院等场所体会，从生命的诞生开始，一步步感受成长，最后过渡到死亡。有了一定基础之后，孩子再面对死亡，就会认为这是很正常的事情。”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王彦蓉说，但在中国，这部分教育是缺失的，不具备让孩子直面死亡的条件。“不敢估量死亡对孩子的心理冲击有多大，搞不好就是创伤。”

出于对孩子安全、心理等方面的考虑，武昌路幼儿园的家长们起初并不接受老幼同养。刚开始尝试时，出现过大批幼儿退园的情况。“原来600多个孩子，后来只剩140多个。”高德明说，搬到紫阳公园几年后，生源数量才逐步回升。

看上去很美

南京锁金村第一幼儿园是从2002年开始进行老幼同养的，几乎与武汉童心苑同步。

陈琪说，尝试这种模式是因为锁金社区没有养老院，幼儿园里有一栋楼一直空着。在民政部门的建议下，空置的那栋楼成了“锁金社区老年照料中心”（下称“老年中心”）。

十几年中，老年中心就在幼儿园院子里，有35个床位。半人高的不锈钢围栏在楼前圈出一个小院，是老人的活动区域。

摸索中，陈琪遭遇了许多和高德明相似的尴尬。有些老人的不良生活习惯，可能威胁孩子的健康；有些老人对长期进行的老幼同乐活动不感兴趣，甚至开始厌烦吵闹；孩子们日常的生活、学习，也可能影响老人的休息。

2018年11月28日，她和工作人员疏散了最后一批老人，关停了养老院。“这个模式不是不能做，而是要看怎么做。”陈琪认为，把养老院和幼儿园分成两个场所，偶尔在一起做做游戏是可以的，但真正融合在一起经营并不现实。

“外国的老幼同养已经发展到实验治疗老人疾病的阶段了，但在中国，还在试探这两者能不能结合，连起步阶段都不算。”王彦蓉说。

在王彦蓉看来，即便是相对成功的武汉童心苑，也没有做到真正的老幼同养，更像是一种资源整合。“真正的老幼同养是一种融合，是牛奶和咖啡的关系。但童心苑是两个苹果。”它虽然让老人和孩子共享同一空间，并有一定的接触、交流，但老人和孩子在时间安排、活动配合上缺乏科学的设计。

更重要的是，想要做到真正的老幼同养，只靠一家机构的力量远远不够，需要多部门、多机构配合协调。其中，政府的支持是关键一环。王彦蓉说，在国外，养老和育儿是政府的责任，政府能够帮助相关机构树立品牌、建立信任，还会给予财政支持。

以童心苑为例，目前，它的主要收入除了孩子的学费和老人的护理费，还有一部分政府补贴。按照民政部门、财政部门和教育部门的相关规定，养老院部分，财政对每位入住老人每月补贴200元；幼儿园部分，每个孩子每月补助100元。

但高德明说，相比普通的幼儿园和养老院，老幼同养需要两个团队，开支是双倍的。然而政府并没有因为老幼同养模式给予更多支持。

对此，武昌区民政局老龄工作科科长吴刚于3月29日表示，童心苑的模式很有特色，但具体运行他并不清楚。前几天，他才向高德明询问了详细情况，准备做一个相关课题。

政府之外，生命教育机构、商业保险公司、医院、临终关怀机构的联动都很重要。

以临终关怀机构为例，因为担心老人过世对孩子造成影响，童心苑要求家属尽量在老人弥留之际将人接走。“但真到了那个时候，就很难找到接收的地方了。如果不方便接老人回家，医院又不收，怎么办？”王彦蓉说，如果有临终关怀机构的联动，既可以为童心苑减轻负担，又可以让老人安心走完最后一程。

与南京锁金村第一幼儿园关停养老院的结局不同，武汉童心苑已经撑过了十五年。如今，童心苑生源近乎饱和，老年公寓一床难求，幼儿园也要熟人介绍才能进。

但收入多，开销也大，童心苑只能达到收支平衡，根本没法盈利。此外，童心苑与紫阳公园签订的合同还有两年半就会到期，如果不能续租，或将面临搬迁。“到时候童心苑能不能坚持下去，现在还是个未知数。”高德明说。（新京报记者 王翀鹏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