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与奉献交织， 梦想与成功同在， 艰难与欢乐共存

三峡工程全景。三峡集团提供。

五级船闸。三峡集团提供

文/李泉

习近平总书记在4月24日考察三峡时强调，我们要靠自己的努力，大国重器必须掌握在自己手里。要通过自力更生，倒逼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试想当年建设三峡工程，如果都是靠引进，靠别人给予，我们哪会有今天的引领能力呢。我们自己迎难克坚，不仅取得了三峡工程这样的成就，而且培养出一批人才，我为你们感到骄傲，为我们国家有这样的能力感到自豪。

作为一位生长在宜昌并曾长期在宜昌市委和市政协工作的退休干部，我目睹了三峡工程全面发挥效益的全过程。深知改革开放这四十年对于几代三峡人、几万三峡工程建设者、百万三峡工程移民、数以万计科技工作者和400万宜昌人民来说是多么刻骨铭心！每每想起这段不凡的历程，常常夜不能寐，为此写下一些片断的记忆和感触。

充分论证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长江三峡工程列入了议事日程。

1979年，水利部向国务院提出关于建设三峡水利枢纽的建议，建议中央尽早决策。1980年，邓小平从重庆乘船考察长江及三斗坪坝址和正在建设中的葛洲坝工程。随后在武汉召开会议，他认为：建设三峡工程效益很大，轻率否定搞三峡，不好。请党中央、国务院及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回北京后抓紧研究。三峡工程从此正式重新启动高速运转起来。

1982年，邓小平在听取准备兴建三峡工程的汇报时果断表态：“看准了就下决心，不要动摇！”

经过14个专家组长达两年八个月的扩大论证，1989年，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重新编制了《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可行性研究报告》，认为建比不建好，早建比晚建有利。

1989年7月21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来到宜昌。当天下午，在三峡坝址中堡岛考察船上，江泽民分别会见宜昌地委书记艾光忠和宜昌市委书记张忠民，就长江防洪和修建三峡工程问题进行交谈。

张忠民是南下老干部，在宜昌很有威望。他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三峡工程肯定要上。”他说，如果不建三峡大坝，再遇到1954年那样的洪水，荆江大堤保不住，我们党不好向人民交代。有人说修了大坝，遇到战争就会出大问题。其实长江涨水时，江水高过沙市的房子屋顶，如果为了泄洪炸荆江大堤不是会出现一样的情况啊？再说，就算遇到战争，为防止敌人炸坝，也可以开闸泄洪降低水库水位。

江泽民问：“如果出现海水倒灌呢？”张忠民说，在枯水季节三峡水库能够给长江补水，应当比现在的情况还好一点。

这次谈话进行了将近一个小时。张忠民说，其实这些问题在专家那里早已经有了答案，找我们个别谈，一是要了解地方的同志对修建三峡工程的态度，二是要验证专家的观点，同时对不同的意见进行思考。

1992年4月3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兴建长江三峡工程的决议。

简单回顾这个过程，我们清楚地看到：没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就没有三峡工程。三峡工程是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后的最重大的工程。三峡工程的成功建成和运转，使多少代中国人开发和利用三峡资源的梦想变为现实。三峡工程是改革开放以来的重要标志性事件之一。

从1919年孙中山提出修建三峡工程的设想，到1953年毛泽东主席重提三峡，再到周恩来总理亲自主持论证，邓小平实地考察，一次又一次论证，一次又一次交锋，一次又一次权衡，最后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投票。时间之长，论证之充分，在中外工程建设史上是少有的。

水电名城

全国人大通过关于兴建三峡工程的决议后，宜昌市委立即作出“服务大三峡，建设新宜昌”的决定。宜昌市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三峡工程坝区库区移民，为兴建三峡工程作出了巨大贡献。

最让人难忘的是坝区移民，时间之紧、任务之重前所未有。但是，宜昌市和宜昌县（现夷陵区）党委、政府全力以赴，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顽强的历史使命感完成了这项艰巨的任务。当时的情景和那些值得尊敬的人们的奉献，永远不能忘记。

现在的三峡大坝所在地曾是长江西陵峡江心的一个椭圆形小岛———中堡岛。为了兴建三峡大坝，中堡村的村民最早搬出了世世代代居住的家园。

家住中堡村的高勤章，是经商几十年的生意人。他的家距三峡大坝最近，是第一栋要拆迁的房子。兴建三峡大坝，他盼望了几十年。1992年12月24日，当接到为三峡坝区前期施工搬迁房子的通知后，他当天晚上就在外面租借了4处住所，把一家10口人全部安顿下来。第二天，他又请来40多个乡亲，迅速拆除住了大半辈子的家。高勤章为此荣获“三峡百万移民第一人”的美称。在他的带动下，中堡村2000多村民3天之内全部迁出，为施工腾出了1100多亩土地。

中堡人的奉献精神，在三峡坝区的移民搬迁中产生了神奇的示范效应。移民们纷纷为国家舍小家，主动搬迁。到1994年10月，三峡坝区的移民全部搬迁，为三峡工程提前一年正式动工奉献出了15.277平方公里的施工地，其中的艰难辛苦不是能用语言表达出来的。

紧接着便是库区移民。三峡水库淹没涉及宜昌市夷陵、秭归、兴山三县区22个乡镇201个村。共搬迁秭归、兴山两座县城，11座集镇，搬迁人口157640人，其中，后靠安置13.3万人，外迁2.5万人，分别安置在宜昌市、潜江、荆州以及江西、河南、上海、广东等地。宜昌市安置区共安置市内三峡库区农村移民6863户25708人，全市共接收重庆外迁移民6615人。三峡移民“舍家为国”，全市上万名干部特别是移民干部“报国安民”，为三峡工程建设立下不朽的功绩。

宜昌为三峡工程作出巨大贡献，三峡工程给宜昌带来了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建设，使宜昌市从一座小城市建成为中等城市。三峡工程的兴建，使宜昌市成为湖北省省域副中心城市。1993年（三峡工程兴建之前）到2017年，宜昌城区面积由30平方公里增长至153平方公里，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4325元增加到24182元，GDP由103亿元跃升至3857亿元。综合实力指数中，科技、高教、文化、卫生、交通、医疗仅次于武汉，是中国中部重要的交通枢纽。宜昌真正成为“世界水电名城”。

造福千里

1998年长江发生特大洪水，宜昌市下属的枝江市沿江两岸形势危急，宜昌市委书记、市长带领8名市级干部到枝江指挥抗洪斗争，我也是其中之一。

7月2日到9月4日，8次首尾相接的洪魔袭击百里洲镇。全线超设防线水位22天，超警戒线水位30天，超保证水位线8.7天！最高洪峰水位达到47.78米，比1954年最高水位超出0.49米。全洲10万人民在比洲内平均海拔高出五六米的洪水肆虐下度过了60多天!

宜昌市政府在百里洲设立抗洪前线指挥部，市长任前线总指挥，宜昌市、枝江市38位厅处级领导上堤，500余名武警官兵、公安干警驰援，百里洲镇3万劳力固守74公里大堤，共排除大小险情250处，创造了百年一遇特大洪水不漫一滴水、不溃一寸堤的奇迹！

这个奇迹是血汗甚至生命换来的。那段时间，我在抗洪前线看到沿线大堤上到处可见的“人在堤在”的标语牌，各级干部和党员立下的“生死状”，看到那些疲惫不堪的抢险战士和群众，看到那些苦苦等待洪水退去的老人，看到那些受伤、生病坚持不下堤的领导干部，我心里在流血。心想，如果三峡大坝早日建成，“在那个总口子上卡起来”，哪怕“卡”一个小时，降几公分水头也好啊！这种情景，已成为我的永远记忆，伴我一生。但愿“洪水记忆”的噩梦永远成为过去。

现在这个梦想终于实现了，随着三峡工程全面发挥效益，荆江河段防洪标准从十年一遇提高到百年一遇，大大减轻了长江中下游地区的防洪压力。2012年，三峡入库流量达7.12万立方米/秒，洪峰流量超过1998年洪水最大峰值。三峡工程成功发挥拦洪削峰作用，为下游拦洪削峰40%，有效缓解中下游地区的防洪压力。这一年我又到百里洲镇去看了看，1998年那种“万人上堤、生死护洲”的场面没有了，棉花白、洲梨香、人声笑、车流忙，一派祥和气象。我在梨园里同农民交谈，他们说，过去一年中有三个月修堤，三个月防汛，三个月救灾，只要涨水，田里棉花、梨子都管不了，要上堤抗洪啊。自从有了三峡大坝拦洪，加上大堤加固工程保障，百里洲10多年没有大汛，这是在历史上没有的。农民们说，过去头顶一江水，天天提心吊胆，生怕辛苦一年的成果被大水冲走了。现在终于可以安心生产了。

百里洲是长江中游的一个大洲，1958年棉花（皮棉）单产过百斤，周总理亲自颁发过奖状。百里洲四面环水，最怕的就是洪水，大量的人力财力物力都花在防汛上，其艰难困苦，没有亲历的人是不能体会到的。荆江沿岸民众在长期与洪水斗争中，谱写出撼天动地、可歌可泣的壮歌，留下极为宝贵的精神财富。如今三峡百年梦圆，护佑长江安澜。但是，我们不能忘记“洪水记忆”，用抗洪精神和斗志抓好长江大保护，随时准备应对包括洪水在内的各种自然灾害，为人民造福。

三峡不仅对防洪有巨大效应，补水效益也正如当年张忠民同志所说，发挥了重要作用。三峡水库在汛期的221.5亿立方米的防洪库容，成为其在枯水期向中下游补水的调节库容。对于一些应急事件，补水也起到重要作用。记得2011年2月12日，枝江市水陆洲尾水域，由于操作原因，负载990吨汽油的“苏扬油15号”搁浅，汽油随时可能起火爆炸，船毁人亡，给长江造成严重污染，十分危险。长江航务管理局及时与三峡集团公司枢纽管理局协商，三峡水库于2月13日先后两次增加三峡——葛洲坝梯级枢纽下泄流量1800立方米/秒和2000立方米/秒，有效抬升了遇险船舶所在水域水位，确保施救工作于13日下午5时35分顺利完成。

2009年受降雨、来水明显偏少影响，长江中下游江湖出现罕见枯水位，对沿江居民生活、生产用水等造成很大影响。从10月19日起，三峡水库三次加大下泄流量，使长江干流城陵矶、湖口站水位分别回涨0.77米和0.19米，有效缓解了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旱情。

据防汛部门提供的水情资料信息，2017年3月，三峡出入库流量分别约为8540立方米/秒和6100立方米/秒，补水强度达到40%。2016年冬到2017年春，三峡水库累计为长江中下游“解渴”补水约百亿方，有效缓解了旱情，并抬升了中下游干流航道水深，保证了航运畅通。

宜昌人民爱三峡

1985年，我37岁时担任宜昌市委副书记，分管工业，当时最苦恼的就是缺电。那时，国家经济困难，能源特别紧张。葛洲坝发电后，都以为再不会停电了。但是，为了全国经济发展，葛洲坝的电力主要输送到了上海和江苏，宜昌用电并没有好转。为了保证工厂都能够运转，除了事关民生的单位外，均只能停三开四（停产三天，开工四天）。我每周都要到电力局办公，找我要电的厂长排长队，有的为了多开半天工说得流泪。我当过厂长，知道厂长们的心情，但又帮不上他们，心里很难过。

1986年，国务院领导和中央部委主要领导到三峡考察，在宜昌听取宜昌市委书记张忠民、宜昌地委书记马杰汇报。张忠民在汇报时讲了一个小故事：宜昌小学生上课时，老师问宜昌是一个什么特点的城市啊，学生们一起回答说“水电城”。老师又问，你们最大的希望是什么？学生们回答说“做作业时别停电”。领导们听了这个故事时开始有点笑容，接着是表情沉重，没人说话，会场很安静。张忠民同志提出，葛洲坝电厂能不能给宜昌一台机组的电，现在宜昌生产用电紧张，只能停三开四，居民生活用电紧张，只能轮换拉闸。

一位部长站起来说，这个要求是合理的，但是不能够啊。宜昌停三开四，上海停四开三，宜昌一度电能出多少产品，上海一度电能出多少产品，那可都是国计民生的东西啊，不能比啊。

张忠民没有再说话，宜昌的同志也都没有再说话，国务院领导也都没有就这件事表态。他们知道，电对于地方经济发展意味着什么。他们也知道，葛洲坝工程1972年上马时，一下子有10万人进入宜昌，宜昌市这个当时只有12万人口的城市市民节衣缩食，像当年支援前线一样保障10万建设大军的生活物资供应。那时物资极其缺乏，特别是粮食和蔬菜十分紧张。城郊的3万亩菜地全部用于施工，宜昌菜价猛涨，每个宜昌市民一年要多支付将近100元的菜钱，这可不是个小数目。宜昌市委给省委汇报，配了“菜市长”，专门抓种菜，在长阳等地搞蔬菜基地，保证了市场供应。葛洲坝6万移民全部交给宜昌市。一部分迁到了枝江市董市镇，一部分在城郊安置。宜昌县政府搬迁到小溪塔镇，国家只给了15万元，就是这点钱就把一座县城搬走了。这一切，国家都没有忘记。后来，为了缓解这一难题，国务院同意湖北省开发清江，修建清江隔河岩电站。

三峡水电站是目前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水电站，电能昼夜不息送往华中、华东、广东等地，宜昌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水电名城”。每当华灯初上，我漫步在滨江公园亮如白昼的步道上，心中无限感慨。

自从1993年长江三峡工程开发总公司（现三峡集团）在宜昌正式挂牌成立以来，由于工作的关系，我与三峡集团有一些联系，见证了集团的发展历程。由于我在宜昌工作时间长，与三峡集团历届领导成员都有很多交往，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在他们身上，我深切感受到一点，就是始终坚守着“为我中华志建三峡”的精神。他们在接受党和政府重托，承担起兴建三峡的任务后，不仅要建好大坝，管好工程，还需要时时刻刻经受着各种考验。可是他们坚韧不拔，心无旁骛，精益求精，矢志报国，奉献出世界第一大坝，创造出了100多项世界纪录。

今年是孙中山先生提出兴建三峡大坝100周年、毛泽东主席视察三峡坝址60周年、三峡工程175米试验性蓄水10周年。在这个重要的时刻，习近平总书记亲临三峡工程视察，对三峡工程和三峡建设给予高度评价，是三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我虽然不是三峡本地人，但作为三峡工程近40年来的见证人，同样感到十分光荣和自豪。

写下以上文字，只为表达一个心情：三峡工程在宜昌，宜昌人民爱三峡。

（作者系宜昌市委原副书记，市政协原主席）